要深入领会阳明心学，扎实的易学根基不可或缺，而理解阳明“心本论”的核心，实则在于“意本论”。1553年，王畿谈及老师王阳明“居夷处困”的经历时，称其“尽去枝叶，一意本原”。此说法后被黄宗羲引用，《明儒学案》卷十《姚江学案》先提及王阳明“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”，随后又指出“自此（龙场悟道）之后，尽去枝叶，一意本原”。王畿与黄宗羲皆以“一意本原”概括王学后三变，这恰恰是本书“意本论”中“意本”的源头所在。本书从“心本”转向“意本”，围绕王阳明所强调的“意”（涵盖意识、意向）来构建“意本”理论体系。
在阳明所处的时代，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，其学生大多对阳明的学问持怀疑态度。因此，在《传习录》中，阳明常常被迫对《大学》相关问题进行辨析，却往往难以说清。正因如此，《传习录》看似对《周易》缺乏深入探讨，一方面是因为学生鲜少问及《周易》相关问题，另一方面阳明自身也从不主动讲授易道，这使得阳明学中易学的核心要义未能充分彰显。在过往的五百多年里，阳明学问的易学旨趣始终未能真正凸显。
本书不仅要阐明心学本质上属于易学，更要论证心学亦是意学。将二者综合考量，阳明心学实则可归结为易意学，是一门致力于改变意识、转化意念的学问。由于当年向阳明问学的学生大多缺乏易学基础，难以领悟大道之源，所以心学作为易学与意学的融合，在《传习录》中未能得到充分展开与深入讨论。
展开剩余62%在《传习录》里，阳明着重强调人要明辨良知、发明本心，也就是感悟天良之知，理解天地自然之善。本书认为，王阳明虽继承了孟子的良知良能之说，但并未将“道”局限于“仁”或“心”，而是消解了执于“仁”与“心”的观念，以“心天之意”（心天之易），即心与天相互感通之意，将二者贯通起来。基于此，本书展开心天之意的哲学构建，实现从心本体到意本体的转变，完成意本论哲学的系统性建构。
阳明在龙场的顿悟，得益于研读《易》而悟道，所以，要真正领悟阳明心学，就必须感通阳明研读、学习《易》的精神。王阳明曾提出“良知即是易”，尽管他关于《周易》的文本论述不多，但每一句都是解读阳明心学的关键所在。本书第一部分从意本论视角出发，从“文”（文本）与“悟”（境界）两个维度，深入剖析“良知”与“易”的内在联系。本部分从意本论哲学的高度，围绕文本与境界之间的张力，继承并发展学界此前从体用论角度解读“良知”与“易”的研究成果，对阳明的“良知”及其易学哲学思想进行深入分析。以此为切入点，本书试图从“中国哲学”理论层面推动“中国哲学史”相关问题的研究。
1998年，我在《周易研究》发表了学界首篇研究王阳明易学思想的论文《王阳明易学略论》。二十多年来，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解读王阳明易学思想的论文，其中多数从不同角度探讨阳明易学与心学的关系，仅有少数几篇特别关注“良知即是易”。我曾强调，阳明在“玩易窝”悟道之后，“阳明之学问气象，可谓悟于《易》亦终于《易》，其一生传道说法，若仅以心学、理学范畴解析，常有难以理解之处，若以易道观之，则浑然一体，圆融无碍”。然而，部分学者认为我过度强调易学在阳明思想中的重要性，还有学者认为我对心学与易学关系的分析不够深入。或许这些学者将当时论文的四个部分“河图洛书第一”“辞象变占第二”“尽性致命第三”“良知即易第四”都理解为易学框架。实际上，前两部分确实属于易学范畴，但后两部分主要涉及心学与哲学问题。基于此，本书试图从意本论哲学角度解读“良知即是易”，推动心学与易学关系的研究，进一步强调易学体悟贯穿阳明心学始终，易学是阳明心学的源头，并从易学角度阐释阳明“良知”的五层意蕴。
相较于现有的“中国哲学史”研究，本书尝试从意本论视角开展“中国哲学”研究，阐明心学哲学本质上就是易学哲学，二者相互贯通、融为一体，不可分割。本书论证，若在研究阳明心学时忽视易学，就容易割裂心学与易学的联系，将二者视为独立的学问，如此便难以洞察阳明哲学的真实面貌，也无法领略阳明“良知”思想的精妙与深邃。王阳明易学思想的文本内容有限，相关论文对文本的运用重复率较高，尽管学者们对王阳明易学思想文本的解读角度各异，但都离不开“文”（文本）与“悟”（境界）这两个方面。“文”是对王阳明易学思想材料的解读，反映解读者对阳明易学思想的理解深度；“悟”则是对王阳明易学思想材料与其心学哲学内在关系的领悟，强调解读阳明心学哲学境界需要具备悟性与开悟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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